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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Walter Jellinek, Verwalgungsrecht, 3. Aufl.,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31. {2} Martin Schulte,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Verfassungs-und verwaltungsrechtsdogmatische Strukturüberlegungen am Beispiel des Umweltsrechts,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5. {3} Christian Ernst, Die Verwaltungserkl?rung: Die einfache verwaltungsrechtliche Willenserkl?rung als Handlungsform der Verwaltung, Berlin: Duncker Humblot, 2008. {4} Barbara Remmert,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Hans-Uwe Erichsen und Dirk Ehl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GmbH Co. KG, 2010. {5} Georg Hermes,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Wolfgang Hoffmnn-Riem/Eberhard Schmidt-A?mann/Andreas Vo?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 Band II, 2.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2. 作者简介：王锴，法学博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教授。

[76]Vgl. J?rn Ipsen,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8. Aufl., München: Verlag Franz Vahlen, 2012, S.205. [77]Vgl. Barbara Remmert,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Hans-Uwe Erichsen und Dirk Ehl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GmbH Co. KG, 2010, S.850. [78]Vgl. Eberhard Schmidt-A?mann,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Grundlagen und Aufgaben der verwaltungsrechtlichen Systembildung, 2. Aufl.,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6, S.349. [79]参见注[66]，S.67. [80]Vgl. Heinrich Amadeus Wolff/Andreas Deck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Studienkommentar, 3. Aufl.,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2, S.678. [81]Vgl. Ingo Richter/Gunnar Folke Schuppert/Christian Bumke, Casebook Verwaltungsrecht, 3. Aufl.,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0, S.233. [82]比如Verwaltungsrealakt、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Verwaltungstathandeln、faktisches Verwaltungshandeln、tats?chlichen Verwaltungshandeln。一个行为是不是行政事实行为，这属于受案范围的问题。

根据确认的对象是否具有争议性和澄清的需要，可以分为单纯的确认和有约束力的确认。至于影响权利义务标准为何被法院所采用，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法院混淆了起诉条件中的受案范围与权利保护必要性有关。同时，事实上的强制力并不以法律效力为前提，即使法律认为不应当这么做，行政机关也可能采取事实上的强制力强迫当事人这么做。所以，确定权利义务说必须加上主观要素才能反映行政事实行为的独特性，即行政事实行为只是不意图影响权利义务，而非事实上不影响。同时，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说明其也不具备调整性的第二个要素。

[60]那为什么行政机关要采取单纯高权行政呢？耶利内克主要用效率原则来解释，人们借助于它们可以比国家权力的强制更快地实现目的。[14]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透明是腐败的天敌，透明度越高，治理腐败的成效也就越大。

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23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所申报的财产信息属于限制获取的机密信息，不能用于商业用途。申报的信息不予公开[5]，只能由组织人事部门等特定机关知悉，不能够被社会公众所获取。制度的最高级形态是法律，制度建设的终极形态就是立法。

其中，前者专门规定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申报家庭财产的具体要求和细节，后两个则要求所有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如实报告婚姻、出国(境)、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14个方面的个人事项，自觉接受组织监督。五是财产性债权债务信息，包括使用中的不动产，以及不动产使用形式(如租赁、无偿使用等)和期限等内容。

{3}数据显示，2012年俄罗斯国家公职人员和不同层级官员共进行150万份财产申报。到2015年，全年抽查的43.92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中，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的3900多人，受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处理的124人，因抽查核实发现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60人。但这种治理机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弊端，那就是：由于内部监督流程与结果的不透明性，与腐败利害相关的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甚至被替代。在对法律与党纪的普遍认知中，它们虽都具有强制属性与规范属性，但还不能等同。

除保留既有的随机抽查和重点查核机制外，还可考虑为公民、大众媒体、民主党派等多方主体预留相对便捷的参与财产信息核查工作的通道。3.财产申报制度功能的必然选择：由发现腐败线索进化为防止利益冲突。申报义务人为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副处级以上干部，中央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管理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管理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上述范围内已退出现职但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干部。4.对公职人员权利的保护与救济机制尚未建立。

2013年之前，虽然立法规定国家机关以外的有关组织应当申报财产信息，但是对于相关组织名单并没有明确，故在申报实践中遭到这些组织的抵制，例如国立圣彼得堡大学校长的立场就是：总统令不适用于我们大学，因为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于彼得一世时期。各级人事部门负责组织申报、接收和公开申报信息。

例如，立法规定总统、总理、副总理、部长、国家杜马成员等高级官员应申报财产。我国现行财产申报制度更多的是单向度地约束公职人员全面真实地报告财产，而未考虑在资产透明化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宪法所赋予他们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在查核财产信息与追究责任过程中如何赋予其权利救济。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俄远东土地开发的法律风险控制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14E004) [作者简介]龚兵(1974-)，男，黑龙江北安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民商法和俄罗斯法学研究。在核查工作结束时，应当告知被核查人核查结果。可以有限度地公开因申报信息不实而被追究责任的公职人员名单，并剥夺因在个人事项申报中失信而被解除职务的公职人员再次担任公职的机会。俄罗斯通过《反腐败法》《俄联邦国家机关基础法》《俄联邦政府法》《俄联邦文职公务员法》以及一系列总统令来规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在俄罗斯财产申报立法中，对申报主体的权利保护与救济措施贯穿于财产申报、信息核查、责任追究各个阶段。从比较和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我国开展官员个人事项申报整体还处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阶段。

1997年《俄联邦政府法》专门规定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参见：黄卫平，刘王裔.我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实践：现状、困境及对策——基于全国20个试点样本的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4，(3):60. [6]2013年12月，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诸多明确要求。

见：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neizheng/20100819/42856074.html.(俄罗斯新闻网，2013年1月16日访问) [4]详见俄联邦政府的两个命令：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2 июля 2013 г. N 613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7 октября 2013 г. N 883. [5]曾经，在极少的地方财产申报实践中，要求公开公职人员的申报信息。核查机关应自作出核查决定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被核查人已启动对其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程序。

人事部门可以自行对申报信息进行核对，还可以向专门国家机关申请相关信息。[11]如果单纯从核查启动方式上分析，我国的做法更有优势，因为它是一个主动启动、威慑力更强的核查方法。

2013年7月8日，俄联邦总统令批准了关于发布收入和财产信息新程序的命令。在反腐浪潮持续激荡的当下中国，执政者将打击腐败进行到底的政治决心、政治定力和政治信用受到广泛认同和赞许，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成效深得民心。所有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应当在网站的适当位置发布申报人收入和财产信息，且该位置应处于官网主页。同时，这种规范形式也难以实现对公职人员申报义务与权利救济的均衡配置，且不足以吸引、凝聚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融入到反腐败治理之中。

二、我国现行财产申报制度构建及其问题 (一)我国现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 我国现行有关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的规定，即为中国版的财产申报制度。对违反工作纪律、保密纪律或者在查核工作中敷衍塞责、徇私舞弊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缺少对公职人员权利的应有关注，会使他们对于财产申报产生更多的顾虑甚至抵触，也会成为影响制度目标实现的障碍。各级国家机关在接到大众媒体获取某一具体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将该媒体查询情况告知所涉及的公职人员。

需要注意的是，党内法规执行力的差评比例高达55.9%，党内法规存在乱、缺、碎、软、旧的问题。我国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核查一直是在体制内有组织、有秩序地主动开展，从部分查核到凡提必核，随机抽查比例提高到10%，两项合计年查核率达到25%。

因组织调整与处理并不具有惩罚性，所以威慑性自然不高。(3)被核查公职人员保障机制。俄罗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框架如下： 1.申报主体。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则单一聚焦于公职人员的申报义务，对他们在申报、核查、追责等一系列过程中的权利救济几乎没有涉及，《规定》中仅提出有关方面应当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设专人妥善保管领导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和汇总综合、查核等材料。

相反，当公职人员申报的财产构成呈现出与其所处职位权力行使的相关性时，就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可能，需要采取避免利益冲突的措施。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财产申报立法是作为党内法规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进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2.内控型的申报制度设计尚不能达到有效遏制与揭示腐败的效果。在申报中隐瞒信息应当是困难的，而对蓄意违法的惩罚则是明确和不可避免的。

理想的财产申报制度设计，并不应该以毫无保留地牺牲公职人员隐私和单纯追究法律责任为代价来实现管控官员、打击腐败的目标，而应当是私权保护、公权制约等多重价值理性的均衡配置，不可偏废。为做好抽查核实工作，中组部牵头建立了由13个职能部门参加的抽查核实联系工作机制，省市两级也全部建立了抽查核实联系工作机制，全国形成组织人事部门协调一致、上下联动的工作运行机制和有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的信息查询机制。